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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贤江的传奇人生
杨贤江出生在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原名七甲村、杨家村，后改称为分江市村。1995年，为纪念杨贤江诞辰100周年，被命名为贤江村。
故居为砖木结构小平房，坐北朝南，七檀五柱五开间带前廊，东西各有侧房两间，中央为庭院，平面布局呈“凹”字形。明间、次间、梢间面宽均为3.6米，进深6.5米，东西侧房通面宽6.8米，进深3.6米，总面积为285平方米。故居建筑造型简朴，保存完好，是典型的慈溪“三北”民居。
2004年，长河镇人民政府对杨贤江故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并在故居西北侧增辟了“杨贤江纪念馆”。故居按杨贤江早年在此生活的样式布置，并陈列保存了他的著作、稿件、日记、照片、证件、档案及其他遗物。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料，生动地展示了杨贤江战斗的一生及其光辉历程。
1958年4月，浙江省民政厅批文追记杨贤江为革命烈士。1986年8月，杨贤江故居被慈溪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8月，故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和1998年分别被公布为慈溪市和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长河镇原属余姚县北部，北濒杭州湾，原是一块盐碱荒芜之地。约在明朝成化年间筑成潮塘后，村民渐聚，在塘上形成集镇，靠海为生。从清代开始，村民以编织草帽为家庭副业，有“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之称。
杨贤江就出生在这块海地棉乡。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业，母亲方氏，常年纺纱织布，并种蔬菜出卖，以补贴家用。自杨贤江8岁起，父母节衣缩食送他进学堂读书，从村塾，到溪山初等小学和县立诚意高等小学，再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处处学习勤劳，成绩优异。贤江村的老前辈至今还传说着当年诚意高等小学给杰出毕业生呈送文凭的情形：这年春节前，学校送来文凭，杨树芳在杨家祠堂迎接。村里男女老少齐集祠堂，敲锣打鼓，点炮放鞭，如同过节。学校代表当众宣读了杨贤江的毕业文凭，杨树芳郑重接过文凭，贴在祠堂的墙壁上，村人以此为荣耀。
杨贤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品学兼优，对教育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和干练的工作能力。校长经亨颐非常赏识他，特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推荐，教师李叔同也向该校的陶行知做了介绍，使杨贤江毕业后迅速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成了这所高等学府的职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9日，南京高师的学生手执旗帜标语，大方激昂走上街头。杨贤江在游行队伍中特别活跃，他和师生们一起高呼：“还我青岛！勿做亡国奴！”沿途散发传单。6月，五四运动的高潮刚刚平静下来，杨贤江便对这场亲身经历的运动做了冷淡的分析总结，撰写了《新教
从此，杨贤江以《学生杂志》为阵地，经常为刊物撰写社评，指引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他还在《学生杂志》上开辟了“通讯”和“答问”栏目，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不论是国际形势、国家命运、个人前途等大事，还是恋爱婚姻、职业选择、处世交友等青年面临的具体问题，他都耐心指导，帮助他们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杨贤江关心青年学生，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青年学生爱戴杨贤江，把他看作青年的良师。
杨贤江反击曹慕管
1924年3月25日，杨贤江在《时事战报》上发表《答复澄衰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 一 讨论国故》进一步批判了国文会考试题。
他指出:稍有常识的教育者应该明了中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明了国文与国学的区别。中学所欲造就的是健全的国民，决不是"专门人才"，一个健全国民不会用本国语言发表思想，不能懂得本国国情及世界大势，这是不应该的。 1926年1月，杨贤江当选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任青年部长，10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该年秋天，北伐战争的胜利消息不断传到上海，帝国主义和盘踞上海的反动军阀惶恐不安，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则从北伐军的胜利和敌人的恐慌中看到了上海的光明和希望。
10月23日，杨贤江与林钧等市党部的领导人，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与国民党中央代表和资产阶级代表协商建立市民政府，直至24日黎明，彻夜未眠。由于准备仓促，尤其是武装力量不足，起义很快失败了，也使杨贤江深切感受到起义准备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1月，他遵照上海区委意见，正式辞去《学生杂志》编辑职务，专心投入到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中去。
1927年2月22日，上海区委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仍然仓促上阵，杨贤江等市党部的领导人对起义的前景深感忧虑。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合成立了党的特别委员，同时组织了党的特别军委，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任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认真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部署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2月下旬，在南市景平女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杨贤江认识了周恩来。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新的一页。杨贤江负责组织以上海大学生为主的学生纠察队，参加闸北激战。起义胜利后，他立即参加上海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白崇喜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把杨贤江列为重犯通缉。奉党指示，杨贤江于4月下旬秘密到武汉，留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任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杨贤江返回上海，开始更加艰辛的生活。
该年底，上海形势更加险恶。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指示处境极端危险的党员同志出国隐蔽。杨贤江因此离别妻儿，东渡日本，化名李浩吾。他既是去避难，又负责担任中国共产党日本特支工作，同时以翻译和写作为业。在那里，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著了我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过程的专著———《教育史ABC》，另有《世界史纲》、《今日之世界》等著作。
旅日近两年的时间里，杨贤江除了联系党员、写作之外，也与华侨界的上层人士交往，为在日本广泛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他先后周密巧妙安排董必武、林伯渠、钱介磐等要员安全离开日本，也先后接待并悉心安排了郭沫若、高尔柏与高尔松两兄弟、沈雁冰等要员旅日相关事务。 1929年5月，杨贤江由日返沪，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简称文委会）。在文委会建立的时候，决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组织编写“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作为通俗读物，力求普及。丛书涉及多个领域，编写任务分别由文委会委员承担，杨贤江承担了编写教育方面书籍的任务。
构思完成后，他开始日夜兼程地写作，平均每天以5000多字的进度撰写，一部近20万字的书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初稿，然后进行修改、润色，最后定名为《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仅用2个多月的时间编排就绪，于1930年3月公开发行。第一版很快售完，同年9月又发行了第二版。由于该书影响力巨大，国民政府当局在1936年将其列为禁书，但是越禁越有读者购买，于1937年3月又发行了第三版。
《新教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阐述教育理论的书籍，揭露了教育上种种错误、欺骗的东西，许多内容、观点在中国都是第一次提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该书第一章是教育的本质。共分四节：教育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批判几种对教育的曲解；教育的效能。第二章是教育的进化。着重阐述了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第三章是教育的概观。其内容在我国几乎都是前无古人的新学说，所涉及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第二个大问题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最后他写了学生。这里所写的“学生”，不是纯粹从教育角度来讲，而是阐明现阶段中国学生所处的地位，以学生应该从事政治运动为出发点。这是杨贤江最主要的一本教育著作，一部辉煌的教育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教育原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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